成都股票配资唐宪宗的削藩明明已成功，为何河北又乱了呢？唐穆宗的骚操作太渣_幽州_节度使_朝廷

大唐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正月成都股票配资，唐宪宗李纯带着几分未竟的遗憾，静静离开了人世。他一生心心念念的削藩之战，未能完美收官，尤其是幽州的局势依旧未能彻底解决。然而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唐宪宗能够成功整顿魏博、淮西、淄青、成德等四镇，已经堪称是一项巨大的政治成就。

这五大藩镇分裂割据了六十年，期间，他们曾自立门户，甚至搞出了所谓的“四国相王”、“五国联盟”，使得唐德宗在其统治时期屡遭流亡，几度险些让大唐的帝国政权彻底崩溃。短短十五年间，唐宪宗不仅成功征服了夏绥、西川、镇海、义武等“小藩小镇”，并且陆续将四大藩镇纳入了中央的控制体系，最后，那个最顽固的幽州，虽最终也在唐穆宗即位后不久归顺了朝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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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伟业，岂能不算成功？然而遗憾的是，唐宪宗打下的基础，并未得到有效巩固。唐穆宗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便将父亲十多年辛勤构建的成果摧毁殆尽，堪称“天才败家子”。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幽州节度使刘总因多年受到父兄冤魂般的纠缠，最终决定放下割据之志，主动上表辞去职务，求得保命之途。朝廷于是决定由河东节度使张弘靖接任幽州节度使。然而，张弘靖的任命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此人虽有才识，但管理能力远不及。幽州自割据以来，地方旧势力根深蒂固，作为外来者的张弘靖应首要任务是修复与当地将士的关系，重建他们对朝廷的忠诚，但他却反其道而行，处理问题时屡屡引发矛盾。

张弘靖的第一步便是提拔自己带来的亲信，将幽州的老兵逐渐排挤出权力圈。其次，他居然挖掘了当年叛乱将领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墓，挑起了幽州原本就紧张的情绪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他在行政管理上滥用职权，私自扣留朝廷派发给将士们的赏赐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放任亲信们为所欲为，甚至纵容他们对幽州将士进行欺压。很快，幽州的将士们忍无可忍，一名士兵与张弘靖亲信发生冲突，随即引发了全军的暴动。愤怒的士兵们将张弘靖囚禁，并杀害了他的十余名亲信。

然而，三天后，士兵们冷静下来，纷纷前往张弘靖所在处请求宽恕，渴望得到朝廷的宽大处理。然而，张弘靖冷漠地沉默不语，这种态度激怒了士兵们，他们决定另立新主。在士兵们的推举下，朱克融成为了新的领袖。

朱克融，刘总割据幽州前的节度使朱滔的孙子，心怀大志，野心勃勃。早在刘总决定归朝时，为了防止幽州局势失控，朱克融等一批刺头被送往长安。但朝廷对此并未给予足够关注，反而让朱克融趁机通过贿赂官员成功逃回了幽州。就这样，幽州的割据局面再度恢复，朱克融以其毒辣手段，迅速掌控了局势。

就在幽州局势重新紧张之际，唐穆宗还为削藩大计做出了一次举措——藩镇节度使轮岗。为了打破节度使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紧密联系，唐穆宗进行了重要的人员调动，其中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被调任成德节度使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元被调任义成节度使等。这看似是一次高明的调度，既没有伤害到节度使们的实际利益，又切断了他们与地方势力的联系，给人一种皆大欢喜的感觉。

然而，这次轮岗的细节却埋下了隐患，最为致命的是田弘正的调动。田弘正作为魏博节度使的继承人，凭借自己在削藩战争中的突出表现，赢得了朝廷的信任。他不仅成功制止了魏博的割据局面，还在战争中屡次征服了其他藩镇。然而，他的敌人，尤其是淮西、淄青、成德三镇的将士，对他深有仇怨，杀戮无数使得他们怨声载道。

田弘正深知此行险象环生，但仍不敢违抗命令，只得带着2000名魏博的精兵随行。然而，跨区调兵总是违反规矩，朝廷也未能批准其请求，而是以“粮饷拨付问题”拒绝了他的请示。田弘正虽然身为节度使，但面对这个困境，也不得不无奈将部队遣返回魏博，自己孤立无援地进入了成德的虎口。

成德的士卒们积压的愤怒在这一时刻爆发，他们纷纷猜测田弘正在贪污朝廷赏赐，愤怒的情绪积压已久。当田弘正失去了原本的保护，成德军开始蠢蠢欲动，在兵马使王庭凑的煽动下，士卒们冲进了田府，杀害了田弘正及其家族三百多人。随后，王庭凑自立为节度留后，并迅速与朱克融达成了联合。

面对成德的叛乱，唐穆宗一度调动大军围剿，然而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攻，仍未能攻占成德。最终，唐朝不得不接受成德重新割据的现实，王庭凑也正式掌权。田弘正一家惨死，朝廷未能遏制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再次体现出削藩战略的失败。

在田弘正父子悲剧发生后，朝廷决定让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，以期为父亲复仇。然而，田布显然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，魏博军的支持并不如预期。由于兵马使史宪诚的暗中破坏，田布的军队在半途停滞不前，最终导致田布悲愤自杀，史宪诚趁机取而代之。

唐穆宗的决策，最终让幽州、成德、魏博三镇再度割据，这几乎将唐宪宗多年的削藩成果化为乌有。历史学者对唐宪宗的削藩之举褒贬不一，认为他虽然在军事上有所突破，但未能建立有效的长效机制，未能根本解决藩镇割据问题。然而我认为，这样的批评对唐宪宗并不公正。削藩本质上是一场军事斗争，同时也是政治布局的复杂博弈。若说唐宪宗没有成功，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根本无法支持中央政权的彻底恢复。

唐朝的藩镇割据，实际上反映了两股势力的对立：一股是以豪门士族为代表的中央政权，另一股则是代表庶族阶级利益的藩镇势力。这两股势力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，而唐宪宗所面临的根本问题，是如何在保持中央集权的同时，彻底打破这种结构性对抗。

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，不仅让人感慨万千，也让我对田弘正父子之死深感遗憾——当政者的疏忽，往往让无辜的人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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